苏门山位于河南省辉县市北郊，海拔余米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，湮没在雄伟峻峭的太行绝岭中。《走遍中原》是记载河南风景名胜的百科全书，可是翻遍全册，都不见它的踪影。苏门山，静静地卧着。山脚的百泉湖，默默地泛着水珠，自顾自地消磨着光阴。而隔壁的小镇，嘈杂的烟火气蒸腾着人间万象。翻开历史画卷，苏门山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它对中国知识与文明的生产和传播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塑造和锻打，中华文明历年绵延不断，苏门山应有一席之地。但是，苏门山正在被忘却，渐渐被浮躁和喧嚣遮蔽。南水北调的涵渠劈开苏门山，浩荡北去。流水无言，却似在诉说，又似在等待；松涛阵阵，犹如在低啜，又如在告诫。01苏门山的矗立源于一声长啸。啸者，孙登也，身处魏晋时代，隐于苏门山，居土窟之中，编草为裳，披发自覆。他研习易学和老庄学说，史书记载有著作多部，但未流传今世。他善“啸”。想象一下，山野独居，茫茫天地间，或仰观，或俯察，无需言语，一声长啸，就是与宇宙万物交流的最佳频率。后人将孙登的“啸”名之以“技”，把他作为“口技”的始祖，实则是一种降格。孙登性情温和，不与外界相争，有顽童将其推入泥水，他不嗔不怒，爬起来就走。他似乎大智若愚，或许境界到了，愚和智就很难分清了。孙登沿着苏门山下的羊肠小道，蹒跚而上，手挽一把古琴，身边围着五光十色的鸟儿。他来到山顶处一个被后人称为“啸台”的地方，抚琴长啸，声动山野。中国素来有隐士文化。普通人的隐居，不能称之为“隐”，只能是“避世”。“贤士”之隐才能称为“隐”。中国的隐士，可分为大隐和小隐，真隐和假隐。假隐者，慨叹生不逢时，待价而沽。身在田园，心仍处庙堂之上，时刻期待明君降世。其心理深层与中国知识传统中的“经世致用”一脉相承。苏门山之所以伟大，源于它在庙堂和学问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之墙，政治的归政治，学问的归学问。在这里，知识分子可以皓首穷经，究天人之际，穷宇宙之变，开宗立派，传道授业，别无他求。孙登当属大隐和真隐者。他自成一格，不羡权、不媚权、不畏权，虽愚钝其形，却锐利其智。离苏门山不远处的云台山下，竹林七贤正在抚琴弄萧，饮酒品茗，看似潇洒，实则最是苦闷，在现实政治与人生理想之间摇摆不定。晋文帝司马昭久仰孙登大名，派阮籍前去拜访。阮籍同他谈话，他始终默不作声。阮籍也是善于长啸的人，于是在无奈中长啸而退。走出不多远，忽听孙登长啸，若鸾凤之音。帝王如何？你派代表来问候又如何？孙登不以为然，不以为意。在他看来，权力并不比知识具有天然的优越性。我虽一介书生，也不必对权力卑躬屈膝。在今天看来，就是文人风骨。嵇康跟着孙登游学三年。问他有何理想抱负，孙登也是默而不答。等到离别时，嵇康问：我要走了，先生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孙登说：火生而有光，如不会用其光，光就形同虚物。人生而有才能，如不会用其才，才能反会召祸。如今你虽多才，可是见识寡浅，恐怕会误身于当今之世。很多人对这句话作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释。在我看来，这段话实则是对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挑战。物尽其用，才尽其当，有才不必去从政。文人大多偏执，埋头做学问可能有所成就，从政则害人害己。遗憾的是嵇康未能接受，后来果被司马昭所害，临终作幽愤诗，诗中有“昔惭柳下，今愧孙登”之言。人类社会自古就有权力和知识的两分。权王者，掌握国家暴力工具，生杀予夺；素王者，不在权位，以其思想和知识影响社会。皇权更替，你方唱罢我来登场，权王无常。思想无价，素王永恒。是以，苏门山的厚重由此奠基。是以，苏门山不语。它半眯着眼，揶揄着当今世界，发出悲怆的感叹：古风不存矣。知识的奴相，对权力的顶礼膜拜，已经找不到底线。多年过去，苏门山又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。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这大概是每个儿童蒙学必读的诗句。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作者——邵雍。邵雍是北宋人，两宋理学的开山之祖，创立了易学的象数学派，与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并称“北宋五子”。邵雍的学问太深奥了，太博大了。《皇极经世》编制宇宙年谱，独创历法纪年；《渔樵问对》论述天地万物、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；《伊川击壤集》创造了以说理为主的邵体诗，其文学价值日益受到重视。尤其是《邵子神数》和《梅花易数》两本奇书，在预测学上出神入化。苏门山下，百泉湖边的邵夫子祠浸润着如烟细雨，斑驳的墙壁满是岁月的痕迹。走进院子，正对门口的是一块硕大的匾额，上书“驾风鞭霆”。何等气魄！全身为之一振。然而这还不是全部，宋代大儒朱熹对邵雍全然不吝溢美之词：天挺英豪，英迈盖世。驾风鞭霆，历览无际。手探月窟，足蹑天根。闲中古今，醉里乾坤。还有一句“包括宇宙，始终古今”。苏门山成就了邵雍，邵雍也广大了苏门精神。他15岁从河南林州随父迁来苏门山，38岁迁居洛阳。少年邵雍自雄其才，慷慨有大志，刻苦读书，欲求功名。为磨炼心性，他竟“寒不炉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数年”。期间，又游历齐、鲁、宋、郑等地，以增见闻。20岁左右，得时任共城（辉县）县令李之才指点，学习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等易理之学。大约30岁之前的邵雍还有心要入仕，他的授业恩师李之才本身就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。文献没有记载邵雍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关情况，但邵雍曾经到京师拜访有关官员，然诸事不顺，大病一场后回到苏门山，绝意于科举进取，彻底回归“谁知藜藿中，自有诗书味”的治学之路。他以“百源先生”自居，潜心学问，著书立说，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。随着邵雍学术名望的远播，苏门山、百泉湖很快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，慢慢形成了一个“百源学派”。黄宗羲所著的《宋元学案·百源学案》把百源学人分为三类。百源讲友：周敦颐（北宋五子之一）、富弼（前宰相）、程残。百源学侣：张载（北宋五子之一）、程颢（北宋五子之一）、程颐（北宋五子之一）。百源门人：邵睦（弟）、邵伯温（子）、王豫、司马植、牛师德、刘衡等等。想象一下，北宋五子同聚苏门山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？苏门山非政治中心，也非经济中心，它的景色只是一山一湖，并非绝然出众。它是一个安静的小山坳，远离了政治是非，躲过了纸醉金迷，它留得住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耐得了清贫、孤冷和寂寞。邵雍将其在苏门山西麓所筑居舍名为“安乐窝”，遗迹仍存。然此“安乐窝”非享乐之所，而是出自《易经》：“君子所居而安之，易之序也。所而乐者，爻多辞也。”“安乐窝”，在我看来，还蕴含着安贫乐道的情怀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邵雍留给后世的，不仅是皇皇巨著，更是本真务实的学者之风。为学者，心安处便是吾乡。当认定了理想和方向，就必须“任尔东西南北风，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邵雍不仅学问做的好，迁居洛阳后，处事风格也是一派宗师之象。他与人和善，谈笑风生，不矫揉造作、齿高气扬，高声言教。邵雍的德望，受到人们推重，一时忠厚之风闻天下。后来朝廷两度举荐其为官，均称疾不赴。苏门山、开封、洛阳三地，在地图上构成了一个以苏门为直角的三角形。似乎，历史在苏门山有了一个拐点，多了一抹注脚，存了几分生动，留了些许不舍。此时的苏门山只适合遥望，以便拉开与历史的距离。03邵雍之后，苏门山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重镇。有族群的地方，就有教育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虽战乱频仍，时常裂土分疆，但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始终不变，并对外来文化保持着强大的感召力和包容性。当邵雍在苏门讲学的同时（也有研究者称其创办了百源书院），书院这种教育模式在中国慢慢繁盛起来。众所周知的四大书院皆在这一时期建立或声名远播。书院一般由一名大儒领衔，管理模式是“学者治校”，譬如朱熹之于白鹿洞书院，范仲淹之于应天书院，程颐、程颢之于嵩阳书院等。宋朝灭亡后，元朝书院制度更为兴盛，专讲程朱之学，并供祀两宋理学家。姚枢，元初著名理学家。金朝灭亡后，姚枢北投蒙古，得到赏识和重用。元军南攻宋朝，姚枢受命随蒙军一路寻访各种人才。在湖北德安得名儒赵复，遂与之同赴燕京，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，在燕京成立太极书院。后遭排挤，姚枢隐居苏门山，在百泉湖东畔复办太极书院。赵复、许衡、窦默诸大儒慕名而至，倡道授徒，远道来学者甚众。苏门太极书院名噪一时，取得了巨大成功，“几与鹅湖、白鹿洞并传”。姚枢等人离开百泉后，太极书院渐渐萧落。到了明代成化年间，沉寂了余年的太极书院又得以复兴。河南提学佥事吴伯通、知府张谦在太极书院旧址上，又建起了百泉书院。清朝时期，一代大儒孙奇逢来到苏门山，在百泉书院主讲“夏峰之学”，四方学者，纷至沓来，一时风头无两。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从事学术研究，提高教学水平，书院建有刻印机构，藏书刻书盛行。书院采取“门户开放”的教学原则，来者不拒，走者不留。百泉书院和其他书院一样，与官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，而官方也对书院这种教育形式采取了最大的包容。教育的核心使命是启蒙民智、传播文明和培育人才。发端于孔子杏坛讲学的中国古代教育，一代代名家大儒如同拾薪者，为中华文明保存火种。苏门山还有很多故事，很多轶事。青山碧水间，曾驻扎过武王伐纣的浩浩雄狮；西周共伯和，好行仁义，施政有方，代王行政14年，归来隐居苏门山；秦始皇灭六国，把齐王田建软禁在苏门山中，直至饿死；大文豪苏东坡到苏门山一游，欣然题词“苏门涌金亭”；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吃上苏门山的桃子，与农妇智力问答。有些人来了，又走了。有些人走了，又来了。有些人来了，就再也不走了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苏门山不语。在无数个日夜轮回中，他看到了文明勃兴，看到了王朝更替，看到了道义担当，看到了使命传承，看到了世风不古。他不希望人们记起他，最好把他忘掉，只要记得传承火种就行了，至于火种来源于何方不重要。遥望苏门山，苏门山也在遥望你。（本文刊于《奔流》杂志年第4期）来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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